信息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3期 作者：賈 滕
一般認為，“積極分子是不占有專職政治職位，但對公共事務具有特殊興趣、積極性或責任的普通公民。”不過，作為一個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發明出來的詞匯，“積極分子”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的詞語，其實質是革命進程的內在運行機制、政治參與及政治錄用問題，總是與具體的歷史背景、事件相聯系———在革命的不同時期，它的含義也有所不同。就土改這一鄉村革命過程而言，幾乎所有的相關研究都注意到了積極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甚至也注意到了他們的變動問題，但是對積極分子在土改過程中的生成與淘汰機制缺乏深入、系統的探討。本文以河南商水縣為例，旨在探究在土改運動這一觸及社會各個階層的鄉村革命時期，積極分子在“黨———國家”與民眾互動背景下的生成與淘汰的變動機制及其原因、影響。
一、商水縣的鄉村土改運動進程
商水縣位于豫東平原、淮河支流的沙河中游，屬今河南省周口市管轄。近代以來，商水縣一帶經濟文化落后，日益閉塞，尤其民國以來，在水患、匪患的打擊下，商水縣鄉村政治黑惡化、經濟殘破不堪，農民生計艱難，苦不堪言。
1947年12月，隨著劉鄧大軍過境南下，共產黨在商水縣建立了革命政權。新政權初入鄉村，即一邊進行軍事斗爭，一邊按照老解放區的經驗進行土地改革(后稱“急性土改”)，但是，由于局勢變幻不定，群眾難以深入發動，因而，在新政權與鄉村之間缺乏內外互動的情況下，土改難以進行下去。此后，新政權采取了較為穩健的手段———停止土改，在征糧、支前等中心工作中，結合農民切身利益，發動并依靠貧雇農積極分子，開展剿匪、反霸、清算以及減租、減息清算等，以軍事、政治、經濟手段，堅定不移地打擊鄉村舊當權派勢力，剝奪其優勢的政治、經濟資源，重新確立并穩定鄉村秩序，樹立共產黨新政權的權威，從而以外力強行建構鄉村社會秩序的方式開始了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鄉村革命的初步階段。
在以軍事手段消滅了鄉村的舊權威并與鄉村建立了初步互動關系之后，1950年10月，商水縣組織專門的土改工作隊進入村莊，培養積極分子、發動群眾對地主訴苦、斗爭并分配土地，解決了貧困階層的生存問題。這樣，新政權得到了占人口大多數的貧困階層的高度認同，而且在利益誘導下涌現出大批積極分子，造就了一個對黨———國家高度依賴的獲益階層。
從1951年底到1953年初，商水縣分批開展土改復查、民主建政運動，通過發動貧雇農積極分子，動員群眾，整頓鄉村基層干部及鄉村政權組織，逐步把政權轉移到基層黨支部手中，同時對翻身農民進行思想教育，以鞏固土改成果，確立鄉村新秩序———以土改為中心的鄉村革命告一段落。
總之，商水縣的土改運動除經歷了急性土改之外，與其他解放新區的土改一樣，也經歷了剿匪反霸清算、減租減息清算、建立與鞏固基層組織、土改、土改復查與民主建政等幾個階段。
二、積極分子在土改運動進程中的階段性變動
1、積極分子的階段性變動過程。在以群眾運動為手段推進鄉村革命的過程中，涌現了大批表現活躍、積極熱情、善于發言、敢于斗爭、工作積極的積極分子，在中心任務不同的群眾運動以及群眾運動的不同階段，形成了不同的積極分子群體———積極分子的涌現體現了較為明顯的階段性變動過程。大致說來，伴隨著土改的進程，積極分子的變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急性土改時期。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急性土改”時期，商水縣委組織從老解放區來的革命干部組成土改工作隊進村，他們根據已有的經驗，在扎根串聯、訪貧問苦和分地主浮財等發動群眾的過程中，積極發現、培養貧農積極分子，以便為進一步發動群眾、推動土改等黨的各項工作服務。一些表現積極、勇敢的貧下中農被推舉為干部。如姜莊區石莊的貧農石大個子，辦事公道、發言積極，被推舉為區農會籌備組組長。又如，一區三里長鄉見過世面的貧農史大順經長期教育后，成了積極分子并當了共產黨的副區長。
(2)剿匪反霸清算到土改時期。1949年春，商水縣所在的華北地區已經解放，群眾運動中主動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數量逐漸增多。如，經過1949年夏征的“擠黑地運動”，在工作隊的領導下，商水縣城關區朱塚鄉王道平村，一些擠黑地的積極分子組織起農民協會小組，進而發展其他積極分子入會。在工作隊發動的對土匪惡霸以及地主的訴苦斗爭中，婦女積極分子大量涌現出來。如，商水縣城關區五里堡鄉共有準備訴苦的苦主161人，其中婦女有46人，幾乎全部是訴苦積極分子。她們不但訴苦能打動人，而且能勇敢地和匪霸進行激烈斗爭。
(3)土改復查與民主建政時期。經歷了一系列的群眾運動的洗禮，大量的積極分子脫穎而出并被提拔到鄉村基層領導崗位上來，成為不脫產或半脫產干部。這些積極分子大多為青年農民，在歷次群眾運動中響應政府號召，表現積極。他們在日常工作及與落伍積極分子、腐敗墮落分子的斗爭中表現積極，因而在運動中往往被提拔為鄉村基層干部，或者被吸收加入黨團組織。如商水縣一區五里堡鄉，在民主建政運動中，“首先把土改運動涌現出來并經過考驗、審查培養的積極分子，加以啟發教育，新發展7個黨員……召開鄉農協委員會，討論選舉村干部的辦法，最后投票選舉，當選13個人中(有)3個黨員、2個團員，6個積極分子，被選者都很好，工作積極……”
2、積極分子階段性特點。在土改的不同階段，積極分子具有不同的特點。一般來說，急性土改時期的積極分子往往由貧苦農民構成，屬于黨———國家發現并著意培養的結果。這是因為當時局勢不穩定，積極分子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因此當時的積極分子較少，往往是具有一定社會閱歷的中年男性農民，而且較為勇敢，俗稱“窮人頭”。如，1948年春被當地國民黨政權殺害的商水縣姜莊區閆橋村的閆興安、閆士望、閆林等7人、張橋村的張書甫以及孫莊的18名積極分子等，都屬于勇敢的貧苦農民積極分子。
剿匪反霸清算到正式土改時期，局勢穩定，這時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數量較多，男女老幼均有，尤其出現了大量的婦女“訴苦積極分子”。如商水縣城關區三里長鄉的訴苦會上，上至七八十歲的老大娘老大爺，下至十幾歲的孩子，紛紛訴苦，表現積極。從階級成分上看，仍以貧苦農民為主，但由于當時以訴苦為發動群眾的主要手段，強調動員苦大仇深的農民報仇伸冤，因此也有部分中農積極分子出現———“發現積極分子要扎正根子，必須是貧雇農及貧苦知識分子，其次是中農，不能是地主、富農及地痞流氓”。
經過多次群眾運動的洗禮及鄉村政權的進一步鞏固，到土改復查與民主建政時期，貧雇農積極分子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如，商水縣周口鎮經過第二次民主運動，“通過發動群眾、進行各種階級和政治教育，提高了一部分群眾的覺悟，同時也出現了很多積極分子，通過運動，積極分子增加到869人，占總人口20004人的4.34%，其中男327人，女542人;共培養黨員對象43人，男30人，女13人;發展團員64人，，男44人，女20人……”這一時期，中青年積極分子被進一步培養，加入黨團組織。如在商水縣磚橋區1951年6月入黨的46個普通農村黨員(除去擔任鄉長、鄉農協主席的黨員)，全是貧雇農、中農，其中40歲以下的有37人、占80%，46人中擔任基層干部(包括民兵、村代表)的有26人，占56.5%。
一般來說，伴隨著鄉村革命進程，可以發現積極分子的數量由少到多，組成上由中年男性農民到各階層群眾，進而在革命的鞏固階段，青年農民構成積極分子的主體這樣一個變動過程。
三、積極分子階段性變動的原因及其影響
土改期間積極分子之所以有階段性的變動，既與黨———國家建構鄉村秩序、推動鄉村革命進程的手段與方法密切相關，也和黨———國家建構鄉村秩序的理想與積極分子個人現實理性之間的矛盾有著內在的本質聯系。
1、積極分子階段性變動的直接原因。積極分子階段性變動的直接原因是積極分子的生成與淘汰機制。
(1)積極分子的生成機制。劉少奇曾論述了積極分子問題:“在一切群眾中，通?？傆斜容^積極的部分及中間狀態與落后狀態的部分。在最初時期，積極分子總是比較占少數，中間與落后狀態的人總是組成為廣大的群眾……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教育、團結與組織積極分子，使積極分子成為群眾中的領導核心。但是，我們絕對不是為了組織積極分子而去組織積極分子的，絕對不能是積極分子從中間與落后狀態的群眾中孤立起來，而是為了要經過積極分子去吸引與推動中間狀態與落后狀態群眾……”
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共產黨往往組織武裝工作隊隨正規部隊進入解放新區。初入鄉村，一般通過訪貧問苦、扎根串聯的辦法發動群眾。開始扎的根子，就是積極分子，再利用根子去發動周圍的人。就這樣，像水塘里丟一塊石頭一樣，以一個點為中心，波紋向四周擴散開去。在扎根串聯、向外發展的過程中，一些表現突出、能力突出的積極分子得到發現并被著意培養。如上文提到的商水縣城關區朱塚鄉王道平村的農會小組是在1949年午征擠黑地中，由上級工作隊扎根串聯組織起來的，他們響應上級“要想翻身必須組織自己的力量”的號召，決定由積極分子王國昌、張秉新等積極分子向外村發展，找到知己者。張秉新是朱冢村的女婿，他先讓自己的媳婦回娘家動員家里人參加農會，接著自己進一步去做工作，最后由他的親戚再去串聯其他人參加農會?？h委認為這個方法好:減少農民顧慮、根子正、組織發展快，是農民串聯農民的辦法，是點面結合的辦法，也是群眾路線。
總之，或通過工作隊的培養、或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大量的積極分子在群眾運動中涌現出來，據1953年3月的一份資料顯示，商水縣總人口約64萬，積極分子7471人，約占總人口的1.2%。
(2)積極分子的淘汰機制。積極分子的生成與淘汰緊密相連。在群眾運動的過程中，一方面有大批的積極分子涌現出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積極分子由積極轉向消極或者沒有從一種積極轉向另一種積極———即自然淘汰，還有的當上民兵、農會會員或基層干部后，因貪污腐化、斗爭不積極，不合上級要求或不合群眾要求而被淘汰———即斗爭淘汰。
首先是自然淘汰。自然淘汰往往源于潛在的積極分子或積極分子出于厭惡風險、達不到預期收益(或感到吃虧)而不愿成為積極分子或保持持續的積極。如，在1949年剿匪反霸時，貧苦群眾不敢接近工作人員，驚懼不安。工作隊在一區三里長村扎根串聯苦主李石頭的娘時，她說:“光說叫訴苦，解放軍還走不走?要是走了，史文相的后人那么多，恐怕要報仇，像史大順的老婆(一樣)，落個槍斃?！奔幢闶菂⒓愚r會等群眾組織的人，很多人心里還是有些嘀咕:“八路軍能站住(腳)嗎?中央軍來了咋弄呢?”商水縣一區干河涯鄉在土改后的的民主運動中發現以前的骨干積極分子、在任的鄉村干部15名有退坡、消極思想，如民兵中隊副劉文義，不工作，光生產，說:“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咱都搞啦，這次復查也該歇啦，讓人家搞幾天?！编l委員吳紹云說:“天天在外跑，回家老人罵;搞不好工作，上級批評，群眾咕噥，三面受氣。啥活都耽誤了，不干啦?！?/span>
其次是斗爭淘汰。與自然淘汰相比，大批的落伍積極分子是被斗爭淘汰掉的，這也是黨———國家重組鄉村社會基層政權組織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發現、培養新的積極分子的過程，也是洗刷、淘汰異己分子、變質分子的過程。以商水縣土改重點鄉三里長鄉王教莊為例。1950年7月以縣委書記為首的土改工作隊進村之后發現以前組織的農會缺乏階級教育，不能領導群眾向當權派進攻，形成勇敢分子趁機發洋財，中農離心，貧農孤立，地主階級挑撥離間的局面。于是工作隊重新訪貧問苦、扎根串聯，通過夏征、生產整頓農會組織，發現培養新的積極分子，教育干部群眾，提高其覺悟。又如商水縣委的復查運動總結認為:“經過全縣范圍內大規模的宣傳、討論雷玉思想，進行回味訴苦，結合挖根、對比教育，扭轉了干群松勁麻痹思想，提高了階級覺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1個重點鄉，清洗出身不純及貪污、作風嚴重惡劣干部1099名(其中區干部1個、鄉干部207個、村組長891個)，解決了干部群眾關系，樹立了雇貧農在農村的領導權……”應該說，被清洗的上千名鄉干部、村組干部，即是落伍的積極分子。
2、積極分子階段性變動的內在原因。黨———國家重構鄉村社會秩序的方式及其理念與積極分子的個人理性的矛盾，乃是積極分子階段性變動的根本原因。
(1)點面結合的工作方式與群眾運動的動力機制。黨———國家在解構和重構鄉村社會秩序的具體過程中，往往采取的是由點到面，點面結合，波浪式發展的方法。比如，剿匪反霸、土改、土改復查與民主建政等，皆有全縣和區、鄉的工作重點，具體到一個村莊，更是要先扎正根子，組織積極分子，以便重點突破。即先由點到面，然后再逐步深入———這應該是源于人力資源和時間成本的約束，同時也是一個合理化的工作方法問題。這就決定了上級工作隊在任何一個點上的工作時間都是有限的，但同時又必須是反復的，即鄉村社會改造的過程是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因為鄉村社會改造的過程是一個外力作用的過程，具體到一個村莊，上級政府、工作隊是權力機構和執行機構，由他們選中的根子、發現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們在短時間內串聯組織起了農民協會、婦女會、民兵隊、兒童團等群眾組織，掀起轟轟烈烈的斗爭，鄉村似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正如陳益元所指出的:“這種改變(土改對鄉村社會的重構)……的發展并不平衡。它說明工作隊權力的介入，能在有形的層面獲得成功，但要真正從根本上使農民的思想意識和觀念完全轉入到黨所認定的道路和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當中，由表面上為聲威和權勢所壓，而內心并不甘心的舊有權威，也有前面經由運動涌現出來的骨干、積極分子，在運動后產生了要求發展自己生產的因素所致?！?/span>
因此，這種在工作隊的外力介入與昔日的鄉村社區邊緣群體渴望財富、政治地位的沖動相結合，斗爭鋒芒直指一小撮舊權威和富有農戶的斗爭高潮，在工作隊撤出村莊之后，群眾的斗爭往往又陷入低潮。所以，每次新的群眾運動開始，新組建的工作隊一進入村莊，首要的工作便是重新訪貧問苦、扎根子，再次發現與培養新的積極分子，帶動群眾起來整頓組織、整頓干部，進而完成新的任務，達成新的目標。其實，上級工作隊每一次的發動群眾、培養積極分子都是對既存秩序的解構與重構———當革命最終要觸及農村中掌權者的利益時，革命就必須依靠農村中不掌權的群眾來推動。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重復過程，而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過程。在整頓組織的過程中擴大了組織，在整頓干部的過程中，經過大浪淘沙，把一些不純分子、貪污腐化墮落分子清除出干部隊伍，更重要的是，經過一次次的革命實踐，革命倫理逐漸在鄉村社會內部彌散開來、黨———國家與鄉村社會以及鄉村社會內部在不停的磨合中逐漸相互適應。
在一次次的動員群眾、發動群眾的過程中，有一個關鍵性的動力機制:工作隊與積極分子的雙向合力互動。由各級黨委、政府下派的工作隊擔負著部分政府公共管理的職能，肩負著黨———國家改造社會的任務，他們是理想的實踐者、社會改革的領導者、推動者。但他們畢竟是來自鄉村社會外部的動力，本質上是外在于鄉村的東西，如果沒有來自鄉村內部的呼應，必然會是來時如疾風暴雨，去后似煙消云散。就像急性土改的失敗一樣，來去匆匆。那么，這個鄉村內部的呼應者就是前赴后繼的積極分子群體———支前積極分子、訴苦積極分子、斗地主積極分子、午征秋征積極分子等。當然，積極分子也是一個動態概念，有歷次群眾運動一貫積極的積極分子，也有某次群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這是一個數量或潛在數量非常龐大的群體———貧下中農有多少，潛在的積極分子就有多少，而且其門檻甚低:只要有符合工作隊要求的積極態度和踴躍行動即可，他們與工作隊的積極合作使其成為干部與群眾之間的橋梁，又以其群眾身份而成為群眾中的領頭者，他們對群眾運動的促進作用和在群眾中的示范效應是群眾運動成功的關鍵因素，乃至政權鞏固的關鍵因素。正如商水縣民政工作總結中所說:“要在工作中注意培養骨干，有了骨干政權才能鞏固，刀把才能真正拿到人民手里?！?/span>
(2)革命倫理與個人理性的矛盾。在反復持續的群眾運動中發現、培養新的積極分子以鞏固運動成果、推動群眾運動繼續發展的機制中間有一對矛盾值得注意:積極分子參與的個人理性動機與黨———國家要求的持續積極、大公無私之間的非完全吻合。如，參加農會的積極分子往往出于一種現實利益的考慮:“解放軍站住了，咱不就翻身了嗎?”“財主瞞地少出糧，咱們得和他算賬。”“大春天沒啥吃，參加農會能分糧?！薄皡⒓愚r會能把以前荒年賤賣給財主的地回過來”……總之是出于翻身的目的、合理負擔的目的、要地要糧的目的等。而黨———國家并不諱言這一點:“要求農民起來支援革命，就不能不考慮滿足他們的物質利益。”問題是，土改后，積極分子已經沒有明顯的、合法的利益回報，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至少要花費時間成本，這對于剛剛獲得土地、擺脫生存危機、急于發家致富的貧雇農(尤其是一些家庭主要勞動力)來說，是得不償失的。因而，積極分子的消極現象難以避免:“李四喜思想”的呈現，反映了土地改革達到分田目的后，一批出身社會底層的貧雇農積極分子在把握政治上升與實現自身利益兩者中的兩難困境;“李四喜”現象是這種潛在利益的表面化、顯現化而已。
其實，積極分子的消極現象應該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它源于革命與鄉村的內在緊張:即革命倫理與鄉村傳統倫理的沖突，對干部大公無私的要求與落后的小農家庭經營生產力水平的沖突，革命的自覺性要求與低水平的革命道理認知水平的沖突乃至國家意志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即當時小農家庭經營的生存困難的經濟基礎使大公無私的積極性無法內化于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至少，也是因利誘(分田地、翻身)而起的積極分子與政治地位上升并不能帶來經濟利益明顯好處的矛盾。
黨———國家認為積極分子的消極現象是農民的小生產者的自私、狹隘意識所致。克服的辦法是學習、批評教育、檢查、適當照顧家庭困難等。其實，也就是通過群眾運動來發現培養新的積極分子，對老的積極分子進行教育、斗爭與淘汰———這既是推動群眾運動的一個動力機制，也是群眾運動的目標與結果之一。
3、積極分子階段性變動的影響。伴隨著群眾運動過程中積極分子的不斷涌現與淘汰，不但給黨———國家塑造的運動型社會運行機制提供了動力，而且通過積極分子的參與與錄用，給基層干部隊伍帶來了生機和活力，以確保其在符合黨———國家目標與群眾意愿之間的可控制性的動態平衡，因此，充分發揮積極分子的作用成為黨———國家推進社會改革與完成各項中心工作的高效手段。但是，作為革命運行機制的積極分子的革命階段性變動，也內在地包含著背離黨———國家初衷的、與革命目標相沖突的負面影響。
(1)對社會生活常規化的沖擊。群眾運動不可避免的以其非常規化的行為對現存秩序形成沖擊，積極分子與鄉村基層干部的頻繁變動，這與社會生活的常規化和政府各項工作的連續性的客觀要求形成了矛盾。如上文提到的商水縣土改重點鄉三里長鄉王教莊，土改工作隊進村調查發現，由于干部變動頻繁，工作脫節，換一次干部，了解的情況都不完全一樣，即使發現問題也不能及時處理，群眾有顧慮。
(2)積極分子代際沖突。歷次群眾運動中規律性的新的積極分子涌現與舊積極分子的淘汰，勢必造成新舊積極分子的代際沖突。如商水縣三區宋王鄉在土改復查中，上級工作隊入村即經過訴苦發動新的積極分子對舊的積極分子、村組干部提意見。村農會組長老黑光睡覺、不工作，說:“我分的四畝地拿出來，再出1石2斗麥算完，我還擔我的菜挑子”。又說，“土改時，耿隊長說，好的不要多、只用三五個(積極分子骨干)，架鷹、架兔，不架稀屎鴨子?，F在我說句話批評我半天，直沒勁。”結果形成先進、后進兩邊的對立。又如商水縣一區干河涯鄉，大劉莊老干部劉永安，刺激剛由積極分子提拔的新干部胡其度說:“我干的早啦，勁頭用完了，你新上任，心勁大，以后啥事不用找我，你辦吧?！北澈髣t說:“看他新上去，有勁啦，那一點做錯了，一腳將他踢出去。”
(3)部分人過分積極、熱衷斗爭，造成其他基層群眾的不安。指導積極分子行為的統一意志的意識形態不能有效調節利益差異，內在地要求平均主義。一般來說，積極分子往往是舊社會最苦、最窮的人，正是基于對舊秩序的不滿才響應黨———國家的號召起而積極革命的。問題是，家庭富裕程度的差別并非由土地一個因素決定，即便經過土改，仍有一些貧雇農較之村莊其他農戶更窮。但是，多次的群眾運動與積極分子的示范作用使他們形成了不合理的預期:他們往往急切期待繼續斗爭，從而獲得物質財富。土改結束之后，有的貧農以為“窮光榮”，仍有靠吃斗爭飯和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普遍反映“中農、富農地多，這不還是窮的窮富的富嗎?”一些貧農不積極搞生產，念念不忘繼續吃斗爭飯。1953年春荒期間，商水縣委工作隊調查發現，四區“大多數貧農勁頭不大，有吃斗爭飯的思想。如，該區羅莊鄉小羅莊村全村有40戶人家，一家做生意的也沒有，工作隊同志問:‘你咋不做小生意啦?’羅應本等說:‘做啥生意呀，賣柴貨每趟能賺多少錢?出遠門天落雨了咋辦?凈多招麻煩事，政府總要想辦法的。就是斗爭有勁，搞地主啥也干啦’。有些想吃斗爭飯的貧苦戶更是積極，如該鄉南街村貧農私下把兩戶中農劃地主已經劃好了，剝削賬也算出來啦，東西分給誰、分啥都弄好了。如，貧農孫現忠說:‘今年斗爭了，就能度過春荒啦，就是這些中農，共計15戶’。”一部分人的吃斗爭飯思想，引起另一部分人的驚恐不安，直接影響了農業生產積極性，以一區五里堡鄉為例:“柴莊柴玉瑞說:‘光說上糞、上糞，勝上我地里嗎?到秋后還不知咋著，就是我的，打了糧食還能分幾個?’大張莊富裕中農張德令，土改時被抽出五畝非法買進的土地，土改后他怕再次改到自己頭上，就大吃大喝，天不明就背著糧食上化河集，賣了吃點、喝點，再買點拿回來，又怕人家說，到天黑才回來。有的想獻地、出糧。富農怕二次土改，怕說有剝削，光睡覺不積極生產。如，大張莊張萬仁說:‘不知什么時候地分給別人，種它干啥’。于是光睡覺，也不往地里送糞”。
四、結語
不管是出于理想信念還是功利目的，土改期間不斷涌現的積極分子群體應該體現了黨———國家推動鄉村社會革命手段的適用性。積極分子的階段性變動，既是擴大動員和參與的產物，又是擴大動員和參與的動力，從而形成一種不斷復制與自我強化的以黨———國家為中心的社會整合與凝聚機制。正如有學者在論及科舉制度時所說:“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科舉制度不僅與地主階級的形成與強化他們的力量有關，并且把財富、地位和權力領域的三個最重要的集團(即地主、儒生官吏)凝聚為一個有機的統治階級”。而積極分子的階段性生成與淘汰，也是一種政治選拔錄用機制:“成為一名積極分子一般是政治錄用過程的第一步，而且大多數新干部和黨員都是從積極分子中吸收的……在最低級別上，黨選拔積極分子承擔初級單位的領導責任時，積極分子和干部的角色可能是相互重疊的”。伴隨著反復群眾運動的積極分子涌現與淘汰、吸收、選拔，必然形成一個貧下中農出身的干部科層體系，那么，這種最底層的選擇、選拔、錄用方式，形成與強化了貧雇農、中農與黨———國家的聯系，進而形成一個有機的統治階級，有助于社會的總體性整合。
由于局勢多變，而且“急性土改”過程中貧雇農干部、積極分子多有犧牲，群眾惶恐不安，難以充分發動。表明華北老解放區的土改經驗并不能完全適應新解放區的情況，還缺乏必要條件，尤其需要進一步發現、培養積極分子，以便充分發動群眾……
隨著群眾的進一步發動，在群眾運動中主動涌現的積極分子逐漸多了起來，除了一貫積極的“職業”積極分子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專業”積極分子，如交公糧積極分子、生產積極分子(勞動模范)、禁毒積極分子、反會道門積極分子等。
但是，由積極分子提拔上來的鄉村基層干部運動過后的消極、退坡及其被淘汰，卻又顯示著個人理性與革命倫理的沖突、革命理想的激情與現實社會生活的矛盾、革命手段與社會生活常態的矛盾，從而顯示出具體村莊內突如其來的革命下產生的積極分子的某種“本土化”的困難。那么，如何把外生條件下產生的積極分子轉化為一種內生的主動自覺，保持其積極熱情長盛不衰，乃至如何廣泛的動員群眾積極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還是一個需要探索的問題。
